在哲学上还有一种区分实在性是否存在的标准，那就是看一种现象的存在是否要依赖于主观精神 或意识而存在。由于意识本身有这种依赖性，所以它是不实在的。如果用这一标准，那么当认为 “信息是物质的自身显示”时，或至少认为有这样一类信息时，信息就不能归类为精神现象了。 联系上面的那些理解，就可以这样认为：“时时彩走势图具有物质的属性但不是物质，信息虽然不是物质 但具有物质的属性(诸如遗传信息、生物信息等)，它们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而客观存在的，是 与人的意识无关的。那些发生在人与外界联系中的意义信息，又是某种物质与意识的特殊组合形式。 虽然就其实质内容来说是观念性的，但有完全的物质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就这点来说，它又有别于纯 粹的意识现象。” 更具体地说，在信息与物质的关系上，似乎不能像说“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那样说“物 质第一性，信息第二性”，也难以确定地说“物质决定信息”，就像我们并不说“物质第一性、运动 第二性”一样，甚至把运动和时空也归结为“物质现象”；在这个意义上，信息当然也是广义的“物 质现象”，这样说信息具有客观实在性也就理所当然了。 还有一种信息的分类，是将信息与实在性联系在一起。如把信息分为：实有信息(信源包含的 全部信息)、实在信息(信道中存在的信息)和实得信息(信宿实际获得的信息)。其中“实在信 息”意味着信息是实在的，而“实有”和“实得”信息中的“实”无疑也是“实在”的实。再如将 信息分为“客观的本征信息”与信宿的“主观信息”时，至少认可了前者是实在，当然是通过后者 的不实在来显示的。 此外就是从“真实性”意义上所说的实在性：当一则信息是真实的而非虚假的时候，信息的 “实在性”主要表述的是关于“真实的事情、事实、事件、状态或性质”的信息。
笔者认为，两个本体并列说不仅仅“不同于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而且在唯物史观的最根本问题 上疏离、甚至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即在历史观上走向心理、情感、意识等与工具本体平起平坐的本体 性，从而实际上走向了唯物与唯心平起乎坐的二元论。请看李先生另外一段关于两个本体的文字： 这个本体首先是物质的社会力量或社会的物质力量，即人掌握工具、科技进行生产活动的现 实……这就是……主体性的客观方面：人类本体的工艺—社会结构。江西时时彩的具体形态、历史 过程以及各种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国家、法律、文化、家庭、意识形态等等，是经 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等科学研究的对象，这也就是唯物史观的科学层面。唯物史观 的哲学层面只在肯定这个本体的领先地位，包括指出它对人类有比语言更为根本之所在。……这 里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做。经过马克思，才可能超越马克思。( 显而易见，李先生在此是将其创造的“心理本体”以及两个本体并列说作为这种“超越”的主要成 果。但是．上面这段引文告诉我们，李先生并没有区分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 间孰为基础和根本，而是将它们混为一谈，笼统地从学科研究对象角度加以对应，并认为这些统统是 “主体性的客观方面”。在此，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最终决定作用消失了， 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不见了。于是，就需要李先生提出马克思所没有提出的“心理本体”即“主体 性的主观方面”加以补充，以便“超越马克思”。一言以蔽之，李先生的两个本休并列说由于实际上 抽去了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和根本精神，所以不但没有超越马克思，反而疏离了马克思，并向唯心史 观迈出了倒退的一步。
后现代西方伦理学与现代西方伦理学在道德普遍性和道德规范性问题上的对立必然会引出如何定 位道德价值的问题：道德价值是一种统一的价值形式，还是一种分裂的价值形式。 西方在现代就已经出现—了韦伯和哈贝马斯所说的“理性分裂”和“价值分化”问题，但具体的 文化价值领域还处于比较统一的状态。从道德文化这一价值领域来看，江西时时彩是24小时中奖不停的。虽然现代西方伦理学内部在如 何定位道德价值的问题上存在着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的对峙，但是这种对峙并没有破坏道德价值 的统一性。无论是以人的理性本质来规定道德的理性主义伦理学，还是以人的感性本质来推导道德的 经验主义伦理学，它们对道德的起源、本质、特征、功能的阐释都是以维护道德价值的统一性为前提 的：确立普遍有效的道德原则不仅意味着确立道德规范的普遍性，而且意味着确立道德价值的统一 性。它们确立的一般道德原则适用于所有人的行为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这说明道德价值是一种普 遍的、统一的、整体的价值形式。 道德价值领域的分化发生于后现代西方。对于西方来说，后现代既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空前深化、 国际政治互动空前拓展和国际文化交流空前频繁的时代，也是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精神危机滋生蔓 延、道德滑坡现象日趋严重、能源危机咄咄逼人等问题空前尖锐化的时代，所有这些都需要西方伦理 学作出及时的反应。经济是否有一个道德维度?人是否应该对非人的自然存在物讲道德?科技发明是 否与道德无关?网络人际关系是一种道德关系吗?高科技条件下的军事活动需要接受道德的规约吗? 大众传媒的发展引发了哪些道德问题?文化多元化具有道德合理性吗?等等，这些问题在西方进入后 现代之后变得异常突出。它们的出现一方面说明后现代西方人的社会生活被条块分割的现象越来越严 重，另一方面也要求以调节社会生活为己任的道德进行内部“分工”，以应对越来越复杂的道德问题。